在很多时候，即使政府的最终目标还是发言者和言论，但政府可能选择去威逼利诱控制着基础设施的企业，因为这比直接规制发言者和言论更加有效和隐蔽。

即使是在我爸是李刚这样高度政治性的事件中，政治讨论也并非其全部。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David Rabba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Doctrine，5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205（1983），pp.1303-1320. [25]268 U.S.652（1925）。

[80] 政治中心主义的狭隘和不足并非直到网络时代才暴露。该规定将网络中立原则具体细化为三大要求：①透明。（三）街头发言者模式的三大特点在街头发言者模式下，美国传统言论自由思考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政治言论居于言论自由思考的核心。我们要处理的可能是前网络时代和网络时代言论自由问题的混合与交杂。[75]换言之，非政治言论只有通过依附于政治言论，才能获得某些间接保护。

这是我们走不出也甩不掉的背景。2014年5月13日，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其官网宣布就新的网络中立立法向公众征集意见。发展权的内涵极其丰富而广泛，在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发展权体现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充分保护上，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来的发展权意义，它要求在法治的观念与意识、规范与制度层面，体现并落实为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作为生存依靠的自然资源的全面有效保护与可更新式的、少污染甚至零污染的清洁生产式的并发利用，从而不仅满足现时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同时地满足未来各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既在代内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又在代际间实现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公平分配和利用。

对此，胡适早就指出过："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因此，它尊重并理解现实生活之中具体的个人对自身当前生活与未来生活的选择与规划，尊重并充分保障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主安排。现代法治是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根本指向的，它确信"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一样"，所以，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基本权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它的结果和推论)：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取消了财产权，也就取消了道德生活的可能。

"⑹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理解法治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则可以认为，人文精神为法治提供着终极性的合法性资源，而法治则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形式确保人文理想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有条件地实现。(13)爱因·兰德著、秦裕译：《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37、93页。

首先，它表明，个人的财产权不仅是实现个人的生命权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方式，而且还是个人自治、个人独立平等的最基本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个人的幸福生活才有可能。(17)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财产权的确立还催生了法治。在此，我们的确有必要重温梁启超先生的谆谆教导："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

由于人们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生命，如果没有对努力结果所具有的权利，也就没有维持生命的手段。如果说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源泉，那么，财产权则毫无疑问地是实现这些权利的最主要的基本方式。同时，广泛而真实的受教育权，理所当然地是现实的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发展权，这项权利的真正落实对于民主、宪政和法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受教育权的落实程度既是一个社会民主、宪政和法治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民主、宪政和法治之社会支撑稳定程度的检验指标。生命的进程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动;生命的权利意味着有权作出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为──它表示：可以自由地做由理性存在所要求的所有行为，以支持、促进、实现和享受他自己的生命(这些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意义)"，从主体人对生命权的追求来看，"生命的权利意味着他有权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任何的经济水平上，只要他的能力可以让他这样做);而不是指其他人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治与个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远比其与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更为真切、实在而紧密，法治不仅产生于个人的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而且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内容塑造着个人的真实生活，并因而成为个人的真实生活的重要部分。"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个人财产权制度的稳固确立始终是与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相依相伴并彼此促进和支持的。

正如刘军宁所说的："个人财产权的概念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意味着个人有权支配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第二，法治把对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始终置于核心地位。

"⒀但从生命权的具体内容来看，在这里，生命权当然首先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理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同时，生命权还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表明，现实的人的生命权之中还包含而且也应当包含着人的人格的平等权、独立权、自主权，以及人的人格的尊严权。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使财物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公民是一种法定身份，并不是参与的结果，公民有自行决定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16)[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2)曲卫国：《危机?进步?》，载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权利的源泉并非神的法律或议会的法律，而是自我的法律。

4.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因此，兰德强调："生命的权利是所有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它们实现的唯一工具。

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人的世界的存在乃是法治的存在根基，也是法治得以展开的时空界限，作为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法治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文尺度。

这正如爱因·兰德所说的："如果你希望倡导一种自由社会，你必须意识到，它的必要基础是个体权利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有创造性的、有理性的社会中，并且，彼此的交往有益于相互的利益，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社会的基本原则，否则，道德的和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言论自由权利'的政治功能是保护不同意见者和不受欢迎的小部分人免受强权的压制，而不是保证他们所没有获得的支持、优势和奖赏。

法治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现实与现实生活的关切，在人文意义上表明，它认识到：对于一个个真实的个人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可能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因为人们只能进入现实所允许的可能生活而不能进入非现实世界的可能生活，这意味着人们只能把幸福落实在现实世界中而不能指望另一个世界。因此，我坚信，法治作为现实的人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它的的确确表达并体现着、而且也真真实实地应当表达并体现着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同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也应当自始至终惠顾并融汇于法治之中。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这样，法治在规范设计与制度安排上、在观念意识与精神原则上，就不能不表现为对真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生活经验的充分尊重，而具体的个人的生活经验在时间的延续之中自然地就成了历史，因此，法治对人类生活的传统与习俗也就不能不以极其真诚的宽容大度予以接纳，并十分审慎地斟酌损益，以为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现时生活的秩序之形成服务。

"⒆因为，"民众的冷漠，表明他们已经成熟，不再容易受别人的扇动和鼓惑。以一种宽容的平和心态来看待个人的这些社会自由权利，并在法的规范与制度上予以落实，同时又在法的观念、意识与精神方面予以肯认与倡导，乃是现代法治之人文关怀的重要内容。

法治的人文关怀乃是真正的法治的生命线。民主在人类文明中的昌盛与财产权的逐步确立是同步发生的。

可见，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重要性程度远大于作为个人之生存与生活形式的社会与国家(政府)，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对真实的个人的当前境况与未来命运的关切也远甚于其对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关切。"⒅ 第三，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落实，并为其提供充分、全面而有力的规范性与制度化的救济手段。

作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法治坚信"'人类生活'意味着单一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存"，而"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可是，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重视自身价值，敢于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人，法纪就可能被有权有势者肆意践踏或用以压制、愚弄恭顺的下民。法治的人文关怀的重要视点还有现实的人的精神性存在与发展的需求及其满足，在法治的制度与精神层面体现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对人的基本自由的制度落实与保障。法治的人文关怀的首要视点乃是现实的人的物质性的生存与发展，是对现实的人的物质需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切，在法治的制度层面与精神意识层面体现为对作为基本人权之核心与基础的财产权及其相关权利的充分而全面的有效保障。

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虽然生活事实只是社会性的，或至少是与社会性相关的"，但"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手段，生活本身的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自由的国家──即认同、尊重和保护每个公民权利的国家──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社会的制度和政府的形式。

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第二，法治确认并充分保障现实的人的财产权，而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又是以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

对此，一些人文学者已有所认识，袁伟时就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遵守法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事实上，法治的逻辑也就是现实的人的思维与实践的逻辑的必然发展。